一段時間以來，建筑界出現了一些混亂而矛盾的現象。原本建筑實用、經濟、美觀的設計方針，在一些耗資巨大的標志性建筑面前也開始受到質疑。多元的設計觀念和建筑設計方針如何統一，是關系到貫徹科學發展觀，創建節約型社會，也是建筑事業朝正確方向發展的原則問題。

　　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，是由于價值觀的混亂。價值觀實際就是發展觀的體現，中國目前的社會發展處于轉型期，多元的社會結構會產生多元的價值取向，不僅建筑界，整個社會各行各業都面臨著一個價值觀的混亂階段。價值觀的混亂造成標準的混亂，造成我們社會眾多的建筑招標選擇上無所適從。由于開發商片面追求利潤和個別主管人員盲目追求政績的介入，更加劇了這種混亂局面。

　　新時期的建筑方針，應該堅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實用、經濟、美觀的原則。過去講在可能條件下的美觀，并不是指實用和經濟就沒有條件限制了，它們仍然是被某些東西所制約的。而這個制約條件就是我們13億的人口、貧乏的資源、剛剛步入小康的經濟和貧富狀況懸殊的國情。中共中央之所以提出科學發展觀、五個統籌，就是要求我們在當前的形勢下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，推進經濟發展，同樣也使作為支柱產業的建筑也能更注重國情，健康發展。

　　在經濟發達地區或是一些比較重要的工程，可能多一些造價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這些項目的立項、造價、運營方案都必須在公開透明、有監督的狀態下進行。更不能搞一些脫離國情違反民意的超豪華工程，對一些重要工程則必須要有科學和理性的方針指導。

　　國外一些動用納稅人資金的公共項目，其審批均十分理性，在方案選擇上也比較注意節儉。悉尼歌劇院的建造經歷了六屆政府，也是倍受爭議和批評所致。而一些商業性項目的不計成本則必須和公益性項目明確分開，像西班牙古根漢姆博物館則屬于不計成本的私人投資。基金會可為之，但不能認為納稅人的錢也可這樣大方。

　　中國的建筑師在一些大項目上也是很有能力的。在越南一個體育場的競標中，最后只剩下中國上海和德國兩個方案。當時政治情況對中方很是不利，但是中國的方案從造價、工期等方面均有優勢，在越南政府參觀了中國人自己設計的上海8萬人體育場后，越南政府選擇了中國方案。可見，國內的實踐就是我們走出國門的資本。

　　一個特殊建筑形象的出現應該首先是功能要求的結果。比如北京首都機場有一個能同時檢修四架波音飛機的機庫，因條件所限中央不能出現柱子，所以由此而在技術和表現上取得了巨大突破。而現在的很多標志性建筑，其夸大的形象并不是其功能所必需，而是為了形式而形式、為了表現而表現，超出了國家可以承受的范圍。

　　我們的建筑要和國際接軌，要有各國同行的評價，不同的價值觀、美學觀就會有不同的標準。如最近紐約《商業周刊》評出了中國十大建筑奇跡，如果因此而滿足了我們的虛榮心就大可不必，因為個別的超豪華工程最終還是要接受國情的考驗，還需要時間去檢驗，如果全國各地都像那些個別工程一樣去創造奇跡，恐怕將是中國的災難。因此，我們還是要堅持用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實用、經濟、美觀的原則來進行建筑的評價。